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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他参加了高中同学的毕业聚餐。十几名农业户口准大学生坐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农村户口那么吃香,为什么还要“农转非”?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代表用一组有说服力的数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十二年前,重庆大学毛入学率只有8。过去五年,重庆市高度重视教育投入,是31个省份中,唯一一个始终保证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以上的省份。去年,重庆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2年。未来五年,重庆会积极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各项要求,打造西部教育高地。”

“虽然募集到的数目不算多,但那每一分钱都让我们感动。”文文静静的一桥大学史隽同学回忆起手捧募捐箱的经历,声音不由抬高了一个声调。“有的同学把刚刚领到手、整整一个月的奖学金都捐了出来;有的同学是把每天买早餐的钱省了出来;在街头募集捐款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同学去吃午饭,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把钱尽可能多地留给灾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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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香港8月26日电(记者孙浩 陈济朋)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26日宣布,将启动一项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新计划,通过甲型H1N1流感康复者的血浆来分离高免疫球蛋白,应对冬季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以及严重病例上升的趋势。  据介绍,这是全球首次尝试使用抗甲型H1N1流感免疫球蛋白来治疗甲型H1N1流感。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医生孔繁毅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计划将收集甲型H1N1流感康复者的恢复期血浆,制成可以通过静脉注射的高免疫球蛋白,用来医治严重的甲型H1N1流感患者,减少死亡病例。参照1918年H1N1流感和2007年H5N1流感的经验,使用高免疫恢复期血浆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案。  这项计划将收集420升甲型H1N1流感患者恢复期血浆,提炼高免疫球蛋白,可用于治疗63名病情严重的患者,包括出现严重肺炎、需要深切治疗及借助仪器帮助呼吸等。如未能在冬季流感病例集中出现前准备好高免疫球蛋白,将直接使用已经收集到的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来治疗病情严重的患者。  专家估计,目前有超过3000人符合捐赠资格。参与的甲型H1N1流感康复者须年龄在18岁至55岁,体重在50公斤以上,并无罹患严重长期疾病。报名人士还须到香港红十字会接受血液检测,证实含甲型H1N1流感抗体不少于该计划所需的标准,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等呈阴性反应。  医学院的专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已采取的甲型H1N1流感防疫围堵政策比较成功,香港目前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死亡率维持在0.06%,低于平均水平。但冬季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以及死亡率上升的趋势,需要各界提高警惕。

分级阅读下一步怎么扩大影响?中央教科所教育督导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刘芳提出几个建议:进一步完善和调整评价标准体系,真正建立一套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标准体系;建立一个分级阅读常规的监测制度,对开展阅读情况进行监测,根据这些翔实的数据,对整个地区的阅读状况、阅读的质量和水平进行比较和分析;建立分级阅读资源信息的数据库;建立一套完善的促进儿童阅读的机制。

  原载《时代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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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给农庄……”1956年,伴着这首当时风靡全国的苏联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和家属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大上海迁到古老的西安,将事业的根牢牢扎进了黄土高原,成为西部开发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半个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通过“七五”以来国家重点支持建设和干部师生的不懈奋斗,西安交大已成为国家规模大、培养高层次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我国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调整战略布局的成功范例。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透过西迁50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一种与西迁相生相伴的伟大精神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且历久弥新!这就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的序言中指出:“西迁精神不仅是西安交大,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  1955年年初,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1955年4月9日,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接到高教部通知,即刻在校党委会议和校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了传达。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号召师生员工“要有全局观点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必须坚决执行,并保证顺利完成”。  根据当时高教部的要求:“交大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分批全部西迁。”在彭康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1956年6月2日西迁的先遣队伍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去的专列。这当中既有著名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甚至包括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他们把自己的工厂、洋房卖掉,或捐献给国家,举家西迁;有的辞别久病的父母,只身踏上西迁的征程。从十里洋场来到荒原与麦田,站到了西部开发的最前沿。  钟兆琳教授是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在交大西迁中,他不仅在校务委员会上率先举手赞成,还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夫人安顿在上海,孤身一人来到大西北,直到80岁高龄,还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并对未能亲自去宁夏考察终身遗憾。先生临终时,曾告诫儿子把他的骨灰安放西安,安放在他钟爱的黄土地。  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在上海时,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两次。迁校时,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为建设和发展西安交大呕心沥血,辛苦工作了一生。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积蓄的3万元捐给学校做了奖学金。他的夫人去世之际,又把陈先生留给她的1万元生活费、医疗费也捐献给学校,他们在生前就想着过世后也要为自己所热爱的学校作贡献!  万百五教授是家里的独子,父亲是上海市有名的动画家万古蟾。西迁时,万老师丢下年迈的父亲,来到西安。由于夫妇在学校工作忙,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先是爷爷照顾孩子,后来孙子大了一些,又照顾爷爷。  当时西迁的交大人当中,年龄最小的赵宝林只有16岁,年龄最大的沈云扉已是66岁高龄。1957年,沈云扉填写《忆江南》抒发在黄土高原上的感受,其中最后一令是: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老一辈交大人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西部这块黄土地,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西部。他们说:“吃亏不吃亏,要看用什么尺子量。我们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二  4月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樱花烂漫,芳草如茵,古朴庄重的校园宛如一幅格调清新的风景画。可谁能想到,50年前,这里竟是一片荒原!  1955年5月11日,彭康校长率领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几位全校最有名气和影响的老教授、系主任到西安市东郊察看新校址。几经踏勘,他们在西安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一片麦海里选定了校址。后经考证,新校址坐落在唐代都城长安长乐坊遗址上,与对面著名的唐代兴庆宫遗址和龙池遗址隔路相望,占地84公顷。  听说要从上海迁来一所有名的大学,西安人民十分鼓舞,就近的皇甫庄党支部热情宣传动员,农民们自觉地把土地让给学校。9月的西安,秋雨绵绵,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月,刚刚雨过天晴,1000多名建筑工人便开赴工地,在一片麦田里,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施工。那个时候的建设速度和工程质量令人难以想象地快和高,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从而保证了第一批迁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的需要。就这样,老一辈交大人在这片广阔的田野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所新的交通大学。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创举!  繁忙的搬迁伴随着有条不紊的管理顺利进行。上海设立了物资贮运组、人员搬迁组、装箱打包组和秘书组;西安设立了人员接待组、物资接运组、管理组、内部搬迁组和总务组。从4月到8月,200节车皮的仪器设备、400节车皮的行李家具陆续碾过陇海路运往西安。这期间,平均每天有150吨物资启运和到达,这时候的交大,全校只有2名司机、1名学徒,他们和迁校组的工人师傅们一起,发扬忘我的劳动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装配、搬运等突击任务,有的同志连续工作达36小时,昼夜运输,完成了数千吨物资的接运任务。各个实验室的师傅们和各专业教师一起动手把每一台设备、每一个零部件、每一个螺丝钉都油封好、包装好,运到西安立即安装调试,从上海运来的1400台机器,没有一台受损失。  为了做好后勤工作,在上海、西安两地政府的支持下,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部、修鞋部、理发部、洗染部和煤球厂等5个服务性行业的职工,初步形成了西安的“上海村”。这样,随着1956年暑假大批师生、1957年寒假部分技术基础课教师迁至西安,教学仪器、图书馆档案和家具甚至学生的课桌、睡铺也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  8月的西安正值雨季,道路泥泞,走上去泥水溅衣。当时学校正在进行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到处是灰土,大家形象地称这种路是“下雨水泥路,天晴扬灰路”。这对于走惯了上海柏油大马路的人来说,实在不方便。那时学校在一片田地里施工,没有一棵树,田野空旷,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北风刺骨,这对南方来客的确是个艰难的考验。当时从教学区通往学生区的路上,要跨一条长达20米的深沟,师生们来往要走临时用竹排搭成的浮桥。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桥面很滑,好多学生在那里摔过跟头。然而,每天来来往往的师生们却情绪饱满,嘴里哼着歌儿,脚下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竹排,生活充满阳光。  1956年,17岁的江苏青年徐通模被交通大学录取,手持有一张学校特制的“乘车证”从上海坐上火车,用了60多个小时到达西安。这张粉红色“乘车证”的正面,是一列疾驶西行的火车图案,上面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自此,徐通模的人生与交通大学再也没有分开。  “当时,西安的条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十分艰苦。那时西安有三句话: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都是石子路或黄土路,在路上开车黄土飞扬,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汽车,这一点也不夸张。电力很紧张,电压不够,晚自习的灯光都很暗。打电话时根本听不见,长途电话从西安打到上海没有半天是打不成的,市内的电话也很少。生活上很困难,用水特别紧张。”徐通模回忆说。  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经通上了管道煤气,而在西安他们要自己做煤块。据一些老交大人回忆,那时没有打煤球的设备,教师们只能用土和煤搅在一起打煤饼,晒干后用,打一次煤饼就得用一天时间,而一个月四个星期天就得花去一个星期天的时间解决家里的烧火问题。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心里向往的是新中国美好的未来,追求的是尽快投身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火热建设大潮中去。  三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北校门,竖立着“饮水思源”的纪念碑,南校门则建有“思源活动中心”。“思源”作为交通大学的一种特有文化,引发着进入西安交大的所有人的想象和联想。  110年前,追寻实业救国的洋务名士,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命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富有远见卓识的数位先贤唐文治、凌鸿勋、蔡元培、叶恭绰等各领风骚,掌管这所时已名扬天下的高等学府,并将其冠名为交通大学,以寓“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意。交通大学的主体内迁西安后,在当年翰林院学士白居易吟咏“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的这块地方,承传了周之王范、汉之雄风、唐之神韵。  交大在极其繁重的迁校任务下,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没有放松对青年教师的提高,没有放松对新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没有放松对生产实践的探索,而是一边搬迁一边建设,一边搬家一边不断创新提高。老领导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张鸿副校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彭康校长、苏庄副校长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教师、实验人员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踏踏实实地钻研探讨,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千方百计地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的开拓和建设。交大师生个个自强,处处争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务实创新。  交大内迁西安后,师生员工坚持和弘扬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建起了条件较好的校内实验室和校办工厂,学生三次下厂实习(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已形成制度,毕业设计真刀真枪,工程训练一丝不苟,学生实践能力大为提高。  当年的机切专业是全校最大的专业,最多时有17个小班。上大班课总是在机制楼(现称“西二楼”)最大的阶梯教室。机制楼前刚建成的暖气锅炉,不久就在“大跃进”中被关闭了,教室里一直没有使用过暖气。寒冬腊月在门大窗多的顶层大教室给学生讲课,教师写板书、画插图都冻手,学生戴上手套也很难做笔记。尽管条件这么差,学生极少迟到、早退或溜课,总是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师生都十分认真,讲究教学质量,主讲的老教师还常常要助教反馈答疑中有关学生学习情况的信息。  在迁校过程中,学校对学科专业不断创新,到西安后迅速成立了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新建了自动学和运动学专业,发展成立了计算机专业,在全国首先筹办了工程力学专业。为了适应西安发展的要求,与西电公司合作筹建了工程电子学专业等等。另外,还成立了金属材料强度研究室,不断取得丰硕科研成果;在编写新教材方面,一些教材在同行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自强创新的作风,是老交大人的优良传统,也是西迁精神的升华。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50年过去了,当年西迁中的许多中老年教职工如今已长眠黄土地。年龄最小的,如今也是白发苍苍、年过七旬。他们在半个世纪里,历经风雨,扎根黄土志不渝,为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50年过去了,西安交大从西迁时只有3000多名大学生,几十名研究生的办学规模发展到现在具有2万多名全日制大学生,万余名研究生,理、工、医、经、管、文等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56年迁校以来,毕业生累计16万余人,十余倍于迁校前的60年,毕业生连年就业率名列全国高校前列。仅2001年到2005年,就有5164名本科生和2882名研究生留在西部工作,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30至40,对改变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推进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实现了周总理当年寄予交大的“支援西北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殷切期望。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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